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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，包含沈阳军区参谋长女儿高东萍在内的6名劫匪枪击了两人后炒股配资平台app，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。王仪轩一路和劫匪斗智斗勇，最终飞机还是到了韩国。

1983年5月5日，天气晴朗，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按计划从沈阳机场起飞，目的地是上海虹桥机场。机上共载有105人，包括9名机组人员和3名日本旅客。飞机平稳爬升至9000米高空后，领航员王培富离开驾驶舱前往客舱取物品时，敏锐地察觉到后排几名乘客神色异常，他们不断向驾驶舱方向张望。

王培富立即向空姐程梅交代了几句，并迅速返回驾驶舱向其他机组人员报告这一情况。机长王仪轩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妙，命令所有驾驶舱人员关紧舱门，并在各自座位旁准备了简易防身武器。

不久后，一对男女从后排走向驾驶舱。空姐程梅礼貌地询问他们要做什么，对方谎称要去厕所。当程梅指出厕所方向在后方时，男子突然掏出手枪，威胁所有人不许动。此时，另外四名同伙也站了起来，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。

面对危险，程梅仍然果断按下警铃。劫匪恼怒之下开枪射击，子弹穿透舱门，打入驾驶舱。

王培富和王永昌在搏斗中被枪击重伤，林国荣和冯云斌也被制服。这时，6名劫匪的真面目暴露无遗——5名男子和1名女子，分别是卓长仁、姜洪军、安卫建、王彦大、吴云飞和高东萍。其中高东萍是沈阳军区一名参谋长的女儿，她与主犯卓长仁是情侣关系。

在客舱中，程梅、姜民英、李霞三位空姐虽然被劫匪威胁，但仍保持专业素养，通过热情服务来安抚惊恐的旅客情绪。

面对燃油不足的危机，王仪轩不得不按劫匪要求飞往韩国。刚进入韩国领空，韩国空军就派战机拦截。此时客机油料已不足十分钟航程，只能在春川机场紧急降落。

问题是，春川机场是美军直升机基地，没有适合三叉戟这类大型客机降落的条件。如继续飞行又无法到达下一个合适机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这危急时刻，机长王仪轩和副机长和长林凭借精湛技术，成功将飞机安全降落，仅冲出跑道三十多米就停了下来。

飞机着陆后，劫匪仍不允许旅客和受伤人员离开。王仪轩抓紧时间组织销毁了所有航行资料和机密文件，有些绝密文件甚至被机组人员吞入腹中。直到当晚十点，劫匪与韩方达成某些协议后，才允许机组人员和旅客下机。

296号客机被劫持的消息迅速传回国内，中国政府立即成立了＂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＂。民航局长明确指示：＂一定要保证旅客生命安全！旅客第一！＂阎副局长则表示对机组成员的政治和技术能力有充分信任，相信他们能够确保旅客安全。

当得知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春川机场后，应急小组成员长舒一口气，旅客的基本生命安全已经得到保障。随后，小组制定了三项关键决策：一是派民航局长亲赴韩国直接交涉；二是通过外交渠道请求日美两国对韩方施压，确保人员安全；三是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身份要求组织理事会主席出面交涉，维护相关国际公约的严肃性。

5月6日中午，应急小组接到韩国民航局长金彻容的电话，表示欢迎中国民航局长到韩国谈判解决劫机事件。次日上午，由中国民航局长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汉城金浦国际机场，双方民航局长进行了首次会谈，虽然仅用二十分钟且未涉及实质性内容，但这标志着中韩两国首次官方直接接触。

5月8日上午，双方启动第二轮会谈，一致同意以国际公约为处理准则，达成了将旅客、机组人员和客机无条件归还中国的协议。下午，第三轮会谈聚焦处理劫机犯罪者问题，双方出现较大分歧。中方严正要求立即将所有劫匪交由中国惩办，理由有二：一是劫匪都是中国公安机关通缉在案的犯罪分子；二是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国民航班机上，属于中国司法管辖范围。

而韩方虽然同意遵守1970年海牙公约，但坚持按照韩国法律处理劫匪。面对这一僵局，中方提出＂求同存异，简化文件＂的谈判思路，经过七小时的艰苦谈判，双方于5月10日凌晨3时达成协议，并在上午10时正式签署了包含9条内容的备忘录。

当天下午4时24分，经历五天惊魂的旅客们终于安全返回上海，受到了各界热烈欢迎。

1983年8月13日，韩国突然宣布对六名劫匪＂停止服刑，驱逐出境＂，他们随后被引渡至台湾，受到蒋经国以＂义士＂名义的高规格接待。

初到台湾的劫匪们一度风光无限，但随着政治价值逐渐降低，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。卓长仁被安排在所谓的＂大陆问题研究中心＂做宣传工作，但仅限于宣读台方预先准备的稿件，不得自由发挥。这与他想象中的＂荣华富贵＂相去甚远。

1991年7月，陷入经济困境的卓长仁与姜洪军、施小宁再次铤而走险，绑架并杀害了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的儿子王俊杰。

2001年8月10日，卓长仁和姜洪军最终被执行枪决。讽刺的是炒股配资平台app，处决前卓长仁特意穿上了当年劫机时的白衬衣，以示对台湾的忠诚，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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